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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不让男童上女厕遭骂，都该拿出些大人的样子******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没错，但孩子不是物体，总有一些思维和举止，是父母教育一时无法抵达的。可能孩子的某些小失控的行为，正面积极看待是童真，反感抵触看就是冒犯

　　1月31日，多个平台上出现了一则“女子不让6岁男童上女厕所遭痛骂”的热搜。据网络流传的视频和媒体报道，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地铁站女厕所内，女子发现有个男童站在里面后，加以制止。随后孩子家长称该女子伤害了孩子心灵，将女子堵住要求道歉，双方在厕所内激烈争吵。

　　被骂女子表示，自己从头到尾并没有凶男孩，只是质疑六岁男童上女厕所且未关门的问题。除了男孩母亲，男孩父亲和另一位同行女子也一直在辱骂她，辱骂时间持续近30分钟。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事。

　　看完这个视频心里很不是滋味，男童妈妈不停声嘶力竭地喊“你伤害他了”，那种难受，是真崩溃。但估计她看完网上一边倒批评她的声音，会更崩溃。

　　谁造成了她的崩溃？男童妈妈肯定觉得是被骂女生，公允地说，另有“其人”：

　　一是她自己。6岁男孩能不能进女厕所或许没定论，但6岁孩子应该有性别意识是育儿常识。老话也讲“儿大避母，女大避父”，性别教育既是保护孩子，也是形成孩子正常社会人格的必修课。父母没充分尽到责任，才会让6岁男孩懵懵懂懂地出现在女厕所，被提醒后还理直气壮。

　　同时，打着为孩子争取道歉的名义，为宣泄自己情绪找出口，让孩子在现场被围观，甚至被放到网络上接受“审判”，少了一点成年人的理智，也是激化矛盾的主要原因。

　　二是整个社会不够友好的育儿环境。这几年关于男孩进女厕所的热点新闻屡见不鲜，比如去年11月，福建泉州一宝妈因身体不适带2岁儿子进女厕隔间，也引发了冲突，部分网友的评论很难听。当“占用女性资源”的帽子扣下来，事情性质就不一样了。说到底，还是因为公共场所没有专用或者家庭卫生间。带男娃的宝妈能去哪里上厕所？人有三急，不可能像有网友说的那样提前规划尽在掌握。丢厕所外面等，又该被批不负责任了。这些带娃女性的难处，应该被看见、被重视。

　　不久前，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人登上热搜。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些年鼓励生育也成了整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要打造育儿友好型社会，有的地方直接给二胎、三胎家庭发钱。但仅仅着眼经济因素还不够，公共环境、社会舆论的友好程度也影响着生育意愿。应对老龄化社会我们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迎接生育潮，公共环境是不是也应该推出“适娃化”改造？比如最基本的，增设母婴室和家庭卫生间。

　　社会舆论需要更多一些的担待氛围。近些年，涉及孩子的新闻留言区，常常能看见戾气很重的指责，少了一些基本的共情力和包容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没错，但孩子不是物体，总有一些思维和举止，是父母教育一时无法抵达的。可能孩子的某些小失控的行为，正面积极看待是童真，反感抵触看就是冒犯。在合理范围内，对“幼崽们”给予宽容之心，想必也是每一个物种族群的生存法则，人类亦是如此。现在很多年轻人挂在嘴边的边界感，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不矛盾，不宜动辄将二者对立起来。

　　回过来看这个流传甚广的冲突视频，拍摄女生在厕所中如何批评男童的？是不是像她所称没有过激言行？她是不是视频上传者？视频里人的样貌未经处理就发布是否触犯法规？有没有煽动网络暴力？都值得追问和商榷。

　　对双方来说，闹成现在这样都不体面。如果能换一种处理方式，都拿出些大人的样子，或许不会是大家都难堪的局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罕山

报告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当前，国内对于算法治理的基本思路和框架都是清晰的，而分级分类精准治理的模式应当可以解决如何落实的问题。”在日前举办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谈及算法治理的现状，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梁正表示，算法分级分类本身不是目标，而是要针对不同风险场景配备不同监管规则。

　　论坛由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主办。其间，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平台经济反垄断观察报告》。

　　记者了解到，《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2022）》，梳理了国内外的多项法规，结合热点事件及应用场景呈现了算法治理现状，并发布千份算法治理调查问卷了解公众对算法公开和算法治理的了解程度和基本态度，最后基于多方调查分析，给出了当前算法趋势观察以及未来治理方向建议。

　　报告发现，目前国内算法治理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企业的算法公开主要依靠官方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或在舆情事件发生之后。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半受访者承认算法让自己的使用体验更好，但仅一成受访者认为企业算法公开做得很好，逾六成的受访者称曾遭遇“大数据杀熟”；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在数据、算法方面治理政策进展显著，在平台与应用方面的政策和落地尚需加紧。”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伦理有三个相当紧迫的问题需要被正视：首先，人工智能应当被适度使用；其次，目前人工智能服务知情同意落地艰难，被迫知情同意普遍存在；最后，目前用户数据的授权撤销在人工智能服务中存在巨大挑战，需要监管和更高层的网络服务提供方联合提出更合理的政策与解决方案。

　　针对日前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表示，从算法治理角度来说，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之前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思路有所不同，前者采用了一种“三位一体由的数据与技术规范。

　　具体来讲，由于深度合成技术的门槛较高，技术支持者也被纳入了监管范围内。比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提供智能对话、合成人声、人脸生成、沉浸式拟真场景等服务，应当进行显著标识，这就将更重的责任落在了服务提供者身上。

　　中国社科院科技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提到，算法治理需要构建可信任的算法认知，而这需要产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产业要努力提升算法精准性、透明度，减少偏见，减少歧视；消费者则需要提高数字素养，提升算法意识，加强在人机互动中自主性、控制感和协同意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